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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之二：孔子明确指出：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严复将society译为群，尽管未被采用，其实是颇有道理的：荀子的群概念，所指的正是社会群体。从入、一，象三合之形。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三合表示众人，所谓三人为众。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④] 关于生活儒学，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也正是荀子的群概念。

所以，凡是群，不可少顷舍礼义（《王制》）。于是，社日，即祭祀土神的日子，成为民间的重大节日。所以当代执政党之反腐倡廉，可以看作是墨教非乐、节用理念的历史迴声。

应该说，新教伦理与墨教伦理相得益彰。其隔世弟子宋妍，为人太多，自为太少，情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相比孔儒述而不作，墨教伦理具有一种创造世界的内在张力。当下中国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是否就是一种偏伤之患？要扭转当下世界范围内道德沦丧、经济低迷的熊市为牛市，是否还要靠社会主义精神？ 政党政治的学说经由西方老马传入中国，却因此勾起我们关于东方牛人墨翟的回忆。

这几乎形成封建社会的周期律。所谓文能安邦，武能治国。

如荣德生修桥筑路，陈嘉庚创办学校，帮会组织之会馆制度也遍及江湖码头。正如清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一样，墨教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关系，顺理成章。资本主义事业因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现牛气冲天。鉴于此，借鉴韦伯历史主义方法论，厘清墨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关系，以备世之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原因只有一个，儒家权贵资本主义在文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复辟。套用韦伯的教条做线性分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是相对于儒家传统经济主义的墨家理性经济主义的自我宣示。正像加尔文宗清教是对天主教改革的脱胎换骨，墨家是在非儒的论战中脱颖而出。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

人人安于天命，逆来顺受。孔儒保守消极的世界观集中体现在他及其弟子津津乐道的君子述而不作上。

为此韦伯不吝笔墨，大段大段地引用所谓美国佬的自白。侠士为帮人打仗的专家。

一个化字，最能体现墨教的神秘和力量。通常认为，墨家即出自侠士团体，不但帮人打仗、还是有主义的帮人打仗专家。他可能孤陋寡闻，所谓理性的和谐音乐，早已在中国音乐的活化石古琴身上与世俱存。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历朝历代的造反、起义以及改朝换代的革命、改革变法都与墨教意绪有关。即便是西方新教改革的关键词天职也无与伦比。

宋时范仲淹所创义庄制。天为贵为智，义自天出。

人所避及所应避之害，非目前之小害，乃将来之大害。墨教是在与儒教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

或者说与儒教千年流毒造成国人性格缺陷有关。高等教育更没有可比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包括印度在内，固然有马基雅维利权谋政治的前驱，却缺乏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相比拟的系统的方法。但我们暂且搁置争议，尚且循着韦伯理性化的思路，从神秘的宗教力量对于西方文化形态的巨大影响中，找出（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何以没有在中国发生、反而社会主义精神古已有之、不绝如缕、且增且长的原因。墨子、墨教代表此等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正像孔儒代表儒士阶层的根本利益一样。

《墨经》尝认为，人之趋利避害的本性，应是在理智的指导下进行的，或取舍当下小利避免将来大害。而墨教评判乐的伦理标准应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

我们不屑于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晚周贵族政治礼崩乐坏，昔日在官家之礼官乐工、祝宗卜史今失职、加之失势贵族，凡此上层失业流民，多成为儒士。

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若毫之末，莫非天之所为也。其弟子禽滑厘事墨子三年，不敢问欲。

或遭受当下小害而趋向将来大利。所以墨子倡导有道相教，有力相营，有财相分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墨家要取实予名，言利为义。当务之急，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按照韦伯的意思，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

这等于说，因为享乐，所以享乐。所以墨教的社会主义精神师出有名。

而义自天出，天又兼爱，人尚同天志，从而兼相爱交相利。墨教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成为封建王朝自救或民间揭竿而起、乱世而治的应急方案。